“讲好中国故事赓续精神血脉” 学习交流活动第四期：遵义会议精神

12月10日下午，第四期“讲好中国故事赓续精神血脉”学习交流活动在公司本部召开，由党员李兆瑞同志向与会人员分享解读遵义精神的丰富内涵，公司在沪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共青团员参加了本次活动。

01 历史背景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周恩来在红军与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尤其是黎平会议，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这一决定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至深至巨，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聂荣臻指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而在这个关键会议上起关键作用的，正是周恩来”。

遵义会议前的三次会议

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央领导人召开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李德主张从通道向北，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贺龙、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国民党军队已在那个方向部署重兵，力主西进，向敌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布了西进贵州的命令。这是近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第一次集体否决了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意见，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高层会议上获得多数赞成。

黎平会议

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周恩来以主持者的身份，采纳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西进渡乌江北上。

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至此，红军的行军方向从根本上扭转了。6天后，中央红军向遵义方向移动。

猴场会议

1934年最后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猴场会议。博古、李德企图否定黎平会议的决定，与会者认为，黎平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无条件地执行。

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

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02 会议内容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03 会议意义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保证。

04 精神内涵

遵义会议精神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他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注重调查研究，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创造了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蚀本不干”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在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主张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战略方针和前进方向。这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体现。

“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就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把握客观真实性，抓住真问题，防止伪问题；就要把握客观规律性，在认识规律、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开展工作。”他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他一再强调：“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历史证明，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内生动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